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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完善分配制度 推進共同富裕
    發表時間:2022-09-23 來源:中國社會科學網-中國社會科學報

    蔡承彬

     

     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,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本世紀中葉“全體人民共同富?;緦崿F”,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2035年“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”?!皥猿忠匀嗣駷橹行牡陌l展思想,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?!钡纫幌盗兄贫劝才?,表明推進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內容。

      不可否認,我國區域之間、城鄉之間、不同群體之間收入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,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現實問題,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體現。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起點,向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勇前進的道路上,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是十分重要而艱巨的任務,其實現的根本路徑就是要在分配制度上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?!皹嫿ǔ醮畏峙?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”,這為改革分配制度,協同推進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。

     

      初次分配:激發市場創造活力 

      初次分配根據勞動、資本、土地、管理和數據等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進行分配。堅持讓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及要素報酬分配中發揮決定性作用,體現了效率優先的原則,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。改革的實踐證明,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,是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的重要前提,是創造財富做大“蛋糕”的重要基礎。在初次分配領域,要鼓勵勞動者勤勞致富,通過誠實勞動、辛勤勞動、創新創業實現增收致富;要暢通向上流動通道,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,形成人人競相參與發展的良好環境。

      與此同時,初次分配要兼顧效率與公平,注重保護勞動所得,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市場崇尚競爭,競爭的結果必然帶來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,依靠市場內在機制是無法自我調節的。壟斷行為的形成和存在、生產要素中資本相對勞動力的強勢地位、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歧視等都可能使收入分配惡化。因此,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,如完善最低工資、工資支付保障、工資合理增長機制,防止壟斷行為、資本無序擴張和盤剝,以“有形的手”保證市場經濟分配的公平合理,發揮政府的監督和管理職能。

     

      再分配:發揮政府主導性作用 

      再分配領域,政府參與收入調節,發揮社會財富分配的均衡作用。與初次分配不同,再分配領域更加強調公平原則,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參與一定范圍和規模的社會財富分配,政府主導性強,尋求“分好蛋糕”。發揮再分配領域政府調節職能,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“健全以稅收、社會保障、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”的新要求。

      一是優化稅制結構,增強稅收調節作用?!皬娀愂照{節,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”是我國未來稅制改革方向。中國的稅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體,直接稅比例小。以個人所得稅為例,盡管其增長速度快,占稅收收入比重有所提升,也僅為8.4%,而發達國家美國、德國、加拿大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均在40%以上。直接稅中房地產稅、財產稅以及贈與稅等改革還未獲得實質性的突破。增值稅是間接稅的主體,2020年增值稅占總稅收比重為36.8%,2019年為39.5%,間接稅的特征是向生產環節企業征收,但通過流通最終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廣大普通消費者,弱化了稅收調節功能。這與稅收調節“形成中間大、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”目標不相符,應逐漸構建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累進稅制度,注意稅制對居民行為的調節。當然,對高收入階層的征稅,要以不損害勞動積極性為前提,減少稅收對收入的過度調節。在增值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的設計中,也要對日常生活消費品采用低稅率或免稅,對貴金屬制品等高檔商品采用不同程度的高稅率,從而發揮對收入差距的間接調節作用。

      二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,增加社會民生支出水平。社會保障是競爭社會的“安全網”和“穩定器”,完善社會保障基本功能,要重點加強基礎性、普惠性、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,增加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人群傾斜的支出比例,使得當任何社會成員基本生活發生困難時,都可以均等獲得“兜底性”生存機會和發展權利。增強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,在醫療衛生方面,通過對弱勢群體的醫療衛生扶持降低醫療自付成本,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,增加其謀生的潛能;在教育方面,加大教育投入、職業培訓支出,增強造血功能,切斷代際貧困傳遞路徑,改善初始條件的不均;在就業方面,提高均等獲得就業機會,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。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。

      三是健全轉移支付體系,更加注重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。發揮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功能,調節地區間收入差距,基本政策取向人均財力均等化和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,在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的基礎上,建立以一般轉移支付為主、專項轉移支付為輔的轉移支付制度,并通過法律加以約束,保證其穩定性。系統構建以功能區為引領,有利于區域財力分布均衡的差異化轉移支付體系。將資金向人口規模大、支出負擔重、自身財力困難的地區傾斜,夯實其加快發展的財力基礎。長期以來,我國實施以激勵型為主體的轉移支付制度,其實行與GDP、財政收入增長掛鉤的考核機制,發揮了“激勵先進、鞭策后進”作用。要著力構建“保住基本、兜住底線,雪中送炭、扶弱補短”保障型轉移支付制度,使轉移支付分配收入與GDP、財政收入增長徹底脫鉤,從根本上實現轉移支付政策導向由激勵型向保障型的轉變。

     

      三次分配:良性善治的“潤滑劑” 

      三次分配,要以社會治理概念下的“自調節”機制為基礎,進一步解決“分好蛋糕”的問題,政府的功能是三次分配制度的設計者、社會組織的管理者和監督者。我國自古有樂善好施、扶弱濟困的美德,目前在助學、救災、捐獻、志愿者組織、基金會等方面已經有了較豐富的實踐,涌現出一批社會慈善家。與強制性的再分配不同,三次分配是在道德、文化、習慣等影響下的自愿基礎上進行的,是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,是良性善治的“潤滑劑”,不能用強制的辦法。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是三次分配的中堅力量,這是構建三次分配基礎性制度安排要考慮的首要因素。社會道德和社會信任是三次分配的根基,信息公開、規范運作、監督管理是三次分配健康繁榮的關鍵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“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”,要完善制度,創造氛圍,鼓勵各收入主體參與公益活動、進行慈善捐贈,出臺和健全鼓勵三次分配的稅收制度、社會榮譽制度等方面的規定。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和社會習俗作用下的分配;反過來,三次分配的行動必然會重塑社會的道德體系和社會習俗,鼓勵更多的社會群體參與三次分配的社會公益活動。

      實現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,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一個難題,全社會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、艱巨性、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,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,總結經驗,逐步推開。要盡力而為、量力而行,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,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,沿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走向共同富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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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網站編輯:王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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